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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CN

第 68 章 领导与司法

自2010年左右以来，合意非单偶制似乎在北美和欧洲迅猛发展。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间，互联网已经普及了开来，让那些倾向于合意非单偶制的人可以找到与他们相似的人，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并建立联系和组织。特别是在美国，多边关系已经越过了一个临界点，现在已经出现了更加正式的组织结构、广泛的人员网络、地区大会以及数以百计的地方会议和活动。

社群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任命或选举领导人。就凯文·帕特森（Kevin Patterson）所居住的费城社群而言，这个事情被提上日程，就是因为他和其他社群成员感觉到，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立刻解决了，比如伴侣虐待等。

当我加入费城当地的社群时，它名声很不好，因为这些人不欢迎酷儿朋友、不欢迎有色人种，而且还包庇施虐者。我和其他一些人确实花了好些力气跟这些事情作斗争。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对新领导层的选举都有点像是强制进行的了。

自 2017 年我担任领导职务以来，领导层已经交接了几次。你知道吗，他们会保存举报虐待的文档，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开始采取更多措施，与另癖（kink）和换偶社区的领导人进行沟通，以确保那些有害、或者有问题的人，不会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

凯文·帕特森（Kevin Patterson）和鲁比·布伊·约翰逊（Ruby Bouie Johnson）都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对边缘化有着深刻的体会。因为他们不但是黑人，而且还从属于CNM 群体，因此社会地位更边缘了，这样的群体是不会轻易像主流社会寻求帮助的。由于美国CNM群体现在很重视少数族群的发声，需要更多少数族群进入领导层，两人被推向了领导职位。布伊·约翰逊说：

我在自己参加的一个领导力小组中做了一个简短的需求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领导者。非单偶制社群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移民群体；我们因为被被人耻笑，所以是一个生活在边缘的群体；等等。

现在，随着更多的媒体曝光，CNM 的可见度提高了，有更多的有色人种来到我的办公室，对它充满好奇。但这并不是一个以情感关系为核心的社群所真正需要的。这实际上是领导力的培养。我认为这方面有一个缺陷，就是只要有人说他们举办了本地活动，就意味着他们成了社群的领导者。我举办了五年的“POLY 达拉斯·千禧年（PolyDallas Millennium）”研讨会，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我自己的活动。它是自动形成的。我成了领导者。但我也没有申请要当这个领导。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赋予责任的人。长期以来，旅店老板乔勒斯经营着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网站和博客：TheInnBetween.net。

我一直是个活动家。我有愤怒的情绪，我需要把它们发泄出来，让它们在某个地方发挥作用，而不是把愤怒内化成自我毁灭。因此，我开始写下我的愤怒，这样其他人就能看到，那些和我有同感但没有发言权的人，就可以通过我发出声音。而那些和我没有同感的人，也能感受到他们所做事情的后果。

乔勒斯描述了一种经常出现的经历：前一刻还被奉为偶像，下一刻就成了恶棍。如果在没有实际权力、或者没有健全的问责制度的情况下，就被赋予责任，那就可能出现这种危险。人们总是会追捧那些出名的人，期待他们有所作为。然后，由于没有正式的框架，更不用说法律框架，通常也没有授权，因此人们如果没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对这些知名人物感到愤怒，即使从来没有人能马上就实现人们想要的结果。

这种偶像化和妖魔化的混合体甚至延伸到了她在社群中建立的一些关系中，即使是与她关系亲密的人也无法穿透她的公众形象去认识她。

我的很多分手谈话都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刚开始约会时，有哪些地方你是不是没理解？因为我似乎和很多不太喜欢我的人约会。他们好像很爱我，或者很崇拜我，但又好像不太喜欢我。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往往是一项不值得羡慕的任务。好处不多，坏处不少。然而，正如鲁比·布伊·约翰逊所说，社群必须要开始着手建立起问责和伸张正义的能力。

当出现侵犯同意的问题时，当出现人们被排斥的问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责任和问责。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存在着侵犯同意的情况，但人们并不理解。好吧，你告诉了我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不把某个人排斥在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之外呢？好的我们怎样才能在这里践行修复正义和变革性正义？基于这种明确的需求，我们在达拉斯举办了一个完全关于领导力和正义的峰会，因为以前根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对话。

旅店老板乔勒斯也有同感。

在POLY社群，我们终于开始讨论社区领袖的责任，以及我们选择什么类型的伴侣，因为当某人是一个大人物、名号很响亮、在社群中有一定的形象时，你们的权力就会失衡。

司法与正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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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NM的领域，至少在美国，似乎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至少制定了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以防止施虐者得逞。然而，任何紧密相连的社区都面临着问责的问题。

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美国，人们不愿意求助于外部力量。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酷儿群体，当然还包括女性和更多的群体，在面对司法系统时，看到的是一个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和异性恋的机构。与此相似的是，CNM社群的人可能会对持主流思想（例如单偶制价值观，以及所有其他的正统论思想）的司法系统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国，由于受到宗教、政治和司法政治化趋势的综合影响，许多人难以获得公正的听证会2。同样，在其他国家，人们也认为刑事司法机构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他们与自己的审判对象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如果一个人对社群的情况不了解、甚至不赞成，怎么能指望其为这个社群做仲裁呢？

一种对策是转向变革性司法（transformative justice），即一种（在理想中可以）绕过刑事司法机构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制度。但它仍然面临着所有权的问题。谁“拥有”这一进程，谁就控制了它。正如主流刑事司法可能会不适当地受制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一样，替代性的司法程序也有可能被社群的政治所左右。如果一个人有权让社群里的其他人声名远扬、或者臭名昭著，或使之被大家排挤出去，那么又该让谁追究这个人的责任呢？这一定得要是一个勇敢的人，才会冒着自身安危的风险，为他人挺身而出。

因此，我们必须问，正如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所说：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监管之人谁监管？问责制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参与司法程序的人，没有惧怕或偏袒。仅仅因为一个人最先宣称自己是司法不公正的受害者，就自动为其宣告无罪的问责制度，很难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司法（正义）制度。不仅需要中立，还需要制衡，这样，任何对当时情形的分析、任何对相关人员的质询、任何解决问题和恢复原状的尝试，都是透明的，都是可以质疑的。

因此，似乎有必要求助于社群之外的人，这些人不会损失自己在本社群的声誉或关系，而且能够得出完全知情但铁面无私的结论，而不必担心失去生计、朋友或声誉。当然，问题是：是谁呢？

我的建议是，不要过于偏离正义的原则（而不是维护正义的司法系统）。这些原则已经演变了数百年，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被惨痛的经验证明了，这些原则至少是缺点最少的选项。

关于寻找伸张正义的新方法，我想向你们推荐一句格言，即切斯特顿3的围栏：

在改革（reform）事物的问题上，我说的不是改变事物的外形（deform），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这个原则可能会被称为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某种制度或法律：例如，为了简单起见，马路中间竖起一道围栏或者大门。比较现代的改革者兴高采烈地走上前去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我们把它清理掉吧。”对此，更智慧的改革者会很好地回答：“如果你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那就先走远点，好好想想。然后，当你回来告诉我说你确实看出了它的用途，我可能会允许你毁掉它。”4

用我的话说就是：大多数做事方法都有一个“为什么”：它为什么会被人放在这里，或者为什么会自己长出来。在扔掉一件东西之前，了解它的“为什么”，可能会让你避免一些灾难。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为什么”曾经适用，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或者说，这个“为什么”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为什么”。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来满足那个“为什么”背后的需求。或者，这可能就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了。

至少自1215年6月英国人在泰晤士河中的一个小岛上签署了《大宪章》以来，不论是这个世界上的哪个社会，其基本的司法原则都趋于一致。5这些原则的重点当然是补救社会的不公正，但也要求对证据进行检验和权衡，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裁决必须公正透明。做出裁决的人必须真正无私，即裁决结果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他们还必须不被利诱或威胁所左右。

然而，无论人们选择哪种形式的司法，问题往往更多地出现在执行上，而不是原则上。

为了实现正义，西方有两种传统的方式，也就是对抗式（adversarial）诉讼制度和纠问制（inquisitorial）诉讼制度，前者源于英国普通法，双方在法官面前进行辩论；后者源于拿破仑的制度，法官有更大的自由度来主导查问过程，因此虽然各方都有代表，但质询的过程并不会只有这两方代表。6

此外，还有一些较新的变体，如恢复性司法7（restorative justice）和转化性司法（transformative justice,），它们试图摆脱传统制度，为当事人和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恢复性司法会详细考察造成了什么伤害、造成伤害的原因以及受到伤害者的需求，并在赔偿和改造等问题上，寻求各方的一致。然而，恢复性司法也曾受到批评，因为很多恢复性司法的过程并没有使用经过恰当培训的、或者资历合格的人员。

转化性司法旨在避免传统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其拥护者认为，这些缺陷会进一步助长犯罪和暴力（也包括司法体系对被判有罪者实施的暴力）。相反，减少暴力是其核心。它往往以社群为基础，旨在促进疗愈、问责和安全，而不是造成排斥或疏远。

转化性司法，或者说转化性的正义，明显会吸引到诸如合意非单偶制这样的边缘群体。它可以解决那些不构成直接犯罪的情况。同时，它也避免了保守的框架对社区本身做出敌对的道德判断，不让保守思想阻碍正义的实现。

它也可能有这样的弱点：在人际关系高度网络化的社会中，转化性司法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正义之神的形象一般是蒙着眼的，因为她应该退到后面去，不考虑地位、财富或关系，保持公正。我担心的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的人来监督和指导这个过程，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在CNM社区内，暗藏着数不胜数的利益冲突。此外，转化性司法中的质量控制也做得很差。人们可以在没有培训、资历或者监督的情况下就干上了这一行，也无法保证他们本身没有利益冲突，又或者，万一这个人想要宣传自己的个人议程或者世界观呢。在传统司法体系中，存在利益冲突的法官和检察官必须回避——虽然不一定百分百做到了，但至少这个要求写进了法律。8

恢复性和转化性的司法路径，也不是作为寻求真相的过程而设计的。它们要求对事实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找到一个愈合的解决方案。在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这些方法是不但无效，也不应该适用。

现在有一个机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综合各方优点来制定一个合适的流程。这个流程以转化性司法原则为基础，但也包括传统司法系统的优良原则和最佳实践，由社群设计，但独立于社群之外。不过，任何这样的程序都肯定需要体现出对于参与监督司法的人员的普适标准，例如2003年《班加罗尔原则》所规定的标准：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廉正、得当、平等、称职和勤勉。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对法官业余活动的限制，就遵循了这些原则，哪怕仅仅只是让人感觉法官不会遵守这些准则的活动，都一律被禁止了。

如果没有一个以这些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框架，如果不把对事实和证据的关注置于对个人的关注之上，那么，CNM就很有可能、或者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这将不可避免地给整个社群带来负面影响，并让人们不那么能相信社群可以自我监督、或者还有能力提供真正的正义。结果，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有争议的诉求或纠纷会使整个地区的 CNM 或另癖（kink）社区两极分化，四分五裂，每个人都很生气，却也没有办法解决。

Footnotes

Section titled “Footnotes”

  1. 译注：本节标题为justice。这个词既可以指司法体系，也可以指广义的“正义”。本节基本译为司法。 ↩

  2. 译注：在美国，公平听证会（fair hearing）是一种行政程序，目的是让公民有机会对政府机构（通常是州或地方的社会服务或福利部门）的不利决定提出质疑和上诉。它保障了个人在政府机构做出可能影响他们权益的决定时，享有获得公正听证的权利。（来源：gemini生成） ↩

  3. 译注：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英国著名作家，系列侦探小说《布朗神父》的作者。在20世纪初的英国，他曾是与萧伯纳、威尔斯等人齐名的文坛大家。 ↩

  4. G. K. Chesterton, The Thing (1929). ↩

  5. 原注：对于那些不了解《大宪章》 (Magna Carta) 的人，请允许我引用已故的托尼·汉考克先生的一段话：“难道《大宪章》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吗？难道她白白牺牲了吗？那位勇敢的匈牙利农家女孩，在兰尼米德 (Runnymede) 强迫约翰王签署誓约，并要求酒馆在十点半关门！所有这一切都该被遗忘吗？” （观看这段台词的视频）

    对这段注释的译注：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英式幽默段子。这段话出自喜剧演员托尼·汉考克 (Tony Hancock) 的一个著名广播剧。这个段子的笑点在于：1、历史的完全扭曲： 汉考克把《大宪章》描绘成一个虚构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匈牙利农家女孩”。2、严肃与荒谬的对比： 他将一份限制王权、奠定现代法治基础的庄严文件，降格成了关于“十点半关酒馆”这种琐碎的日常规定。3、戏剧性的语气： 他用极度夸张和激昂的语气来表达对一个错误历史事件的“悲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幽默。总而言之，这段话是用来幽默地嘲讽那些对历史一知半解、混淆事实的人。（本段来源：Gemini生成） ↩

  6. 原注：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网站上有一个很好的概要文章介绍了这两者：https://www.unodc.org/e4j/en/organized-crime/module-9/key-issues/adversarial-vs-inquisitorial-legal-systems.html （无中文。译者找到了另一篇中文介绍文章可供参考。） ↩

  7. 译注：近年来国内对恢复性司法也有一定的讨论，这里也提供两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性司法的是与非》，检察日报《以恢复性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8. 原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2020 年 2 月，艾哈迈德·阿伯里 (Ahmaud Arbery) 在美国佐治亚州被枪杀。处理此案的两名检察官与两名被指控杀人的男子有联系，他们不仅没有披露这些关系并主动回避，反而建议不采取任何起诉被告人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