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1 章 法律上的事

西方的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已经有很长历史了，起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在这两个时代下，这些法律往往得不到执行）。在17世纪初的英国，重婚罪的管辖权从教会法庭手中转移到民事法庭手中。如今，维持这种法律的理由，当然我说的是西欧，可能是由于人们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不止一个妻子或丈夫而引起的税收、继承、财产所有权等问题，也可能是发自真心地歧视自愿选择缔结不止一段关系的人。由于人们日益关注被强迫进入婚姻（不论单偶制还是一夫多妻制）的妇女、并担忧她们的福祉，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担忧有很多是完全真实的，也是有根据的，不过有些是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特别是针对伊斯兰世界；有些则是基于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无论如何，似乎还不存在什么修改法律的巨大压力。

立法者通常都有自己的仗要打。 CNM 在社会和政治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因而能施予立法者的压力微乎其微。许多 POLY 的人，由于可能出现的法律限制和国家干预，因此对组建自己的 POLY 家庭这件事持怀疑态度。那些有足够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人有时会自己起草一些法律文件，来规定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子女监护权、继承权、医院探视权以及其他婚姻通常涵盖的事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

同时，保守派和宗教团体的反对意见一经提出，通常就会掀起很高的声浪。对于那些人生失意、生活不幸和彻头彻尾自以为是的人，永远不要低估“给别人制造麻烦”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的快感。如果你自己做不到幸福，那么你至少可以强迫别人和你一起痛苦。麦克法登的（McFadden）则说得更为宽容一些：

我觉得，人们之所以看不惯甚至歧视非传统的关系和婚姻模式，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持传统做出了很多牺牲，而我们没有。因此，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或多或少的算是被迫去组建类似公司的法律结构体，以便在法律上适应我们所实践的关系。因此，就有了有限责任公司和明确的授权委托书，这类的东西，让非单偶制的人们能够形成财务和法律的结构体，以适应这些关系的复杂性。

多边关系或者其他合意非单偶制关系中的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这个问题很难向大家汇报。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一个“不断移动的靶子”——它在不断更新——还因为它是一个“多重移动的靶子”：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例如欧洲和美洲，通常会比较快地将基本人权推及到 LGBT 人群去，并且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而非洲和亚洲的动作则慢得多。

在写作本书的 2020 年代初，合意非单偶制与 20 世纪 90 年代前 LGBTQ 群体经历的情况并无太大区别。是的，超过两人的群体，也可以获得法律文件，证明其民事伴侣关系，这是有先例的，例如巴西。¹从 2012 年开始，一男两女的家庭单位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正式承认。²但这种情况依然是罕见的，而且自从巴西的极右翼、反 LGBT的政府上台后，这种情况在巴西无疑更加少见。

在其他地方，合意非单偶制的关系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更显示出其脆弱性。我的大多数亚裔受访者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确保他们不会接近刑事司法系统，也不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在美国，许多 CNM 人群都希望公开生活，但正如艾米·摩尔斯博士（Dr. Amy Moors）和利兹·鲍威尔博士（Liz Powell）指出的那样，在美国，你可能会面临法律甚至专业机构的直接歧视。

艾米：你可能会因为合意非单偶制而被解雇。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州，你可以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被解雇。³

利兹：我的执照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等州的一些心理学家，因为不是单偶制而被吊销执照。不是因为去了性爱俱乐部，不是因为任何形式的性侵犯，也不是因为与客户发生性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是单偶制的人，当委员会发现后，他们就被吊销了执照。所以，这很明显是在开倒车。当然，各州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在美国等地，酷儿人群的处境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 CNM 人群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是，正如艾米·摩尔斯所指出的，在进步中也存在着妥协。

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必须开展大量的公共宣传活动，对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说法。为了让公众接受同性婚姻的概念，并且投出赞成票，人们经常被困在这种说辞里，那就是：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爱就是爱”。这是一种把自己跟别人同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你不会想到性爱的那方面，你只会想到感情的哪方面，而这种感情永远是两个人之间的。永远只有单偶制，即使合意非单偶制在酷儿群体的历史中已经长期存在，即使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酷儿生活的一部分。

是的，你可以说，酷儿群体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呀。但这是直人社会赏赐的平等：艾米·摩尔斯称之为“体面政治的极致”，这也呼应了西蒙·科普兰（Simon Copland）的观点。不仅是血红的保守派，一些酷儿和 POLY 活动家也对扩大婚姻范围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婚姻平等”既是对 LGBT 的拉拢，也是在抹杀他们的酷儿性（queerness）和差异性。也确实有一些 CNM 人士表示，他们觉得自己在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中被静默处理了。

因此，我们并不清楚同性婚姻的进步到底能不能预示着合意非单偶制关系在未来有可能被接纳。酷儿人群也许可以通过“表现得更符合传统的单偶制社会”来获得权利，但这对合意非单偶制的人群者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安慰，因为要想更像单偶制者， CNM 人就必须更不像他们自己。

不过，摩尔斯认为，公众对同性婚姻态度的转变，也改变了社会对于情感关系和性行为的广泛看法。

我觉得，由于同性婚姻、以及公众对酷儿关系的接受度提高，我们现在有机会去更批判性、更细微地思考多重伴侣关系的问题。

并不是哪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更细微的差别。家事法庭可能尤其容易成为麻烦。由于很难针对复杂的家庭事务制定专门的法律，家事法庭的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往往有很大的自由度。在合意非单偶制得到法律承认之前，一些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几乎都认为 CNM 关系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却不考虑他们的干预更可能影响儿童成长，而我们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们。艾米·摩尔斯说：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在美国），有时孩子的家长只是因为被某个亲戚，比如说祖母或者什么人，发现了自己是多边关系者，然后就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

至少在欧洲，也许可以通过《欧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⁴》（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HR）的第8条来得到更多承认。该条文规定：

1. 人人有权享有使自己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住所和通信得到尊重的权利。
2. 公共机构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干预以及基于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考虑，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为了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有必要进行干预的，不受此限。

近年来，第 8 条对欧洲法律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并在推翻无数驱逐和分离案件中被引用。“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定义似乎在不断扩大。事实上，《欧洲人权公约》委员会已经批评了一些法学家的狭隘做法，而认为：

然而，委员会认为，尊重私人生活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与其他人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权利，特别是在情感领域发展和实现自己个性的权利。

私人生活并不局限于“核心圈层的生活”的概念，因此，几乎任何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想要的关系。欧洲人权法院似乎已经接受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并肯定了我们有权利去自我实现、也肯定了有利于我们实现自我的情感关系。家庭的概念也并非狭隘地局限于由婚姻界定的家庭。它延伸到了“合法”和“法外（illegitimate）”的家庭，大概也包括非婚生子女（尽管这种区分本身似乎是野蛮的）。

这种权利会在将来扩展到 POLY 家庭吗？有这种可能性。然而，正如有一句话所说， 政治的艺术之一，就是要知道你的立法能与公众的态度偏离多远。法官也要分出一半的关注去留意主流文化和公众态度，尤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也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的。

与此同时， POLY 人，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努力实现单偶制伴侣与生俱来的那些法律权利。目前，正式承认多配偶关系可能还遥不可及，但法律保护还是有一些的。

以遗嘱为例。黛比（Debbie）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现在，当涉及到遗嘱那些事的时候，在法律上会有点困难。如果你请律师代写遗嘱，并遵循适当的程序，就不会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即使）请律师代写，（合法的）家人仍然可以对你在遗嘱中留给别人的任何东西提出质疑，但如果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起草遗嘱，可以让其拥有类似于合同的法律地位。因此，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请得起律师，但还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如果像麦克法登所暗示的那样，你想把事情做得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公司实体来为你和伴侣们承担法律责任，你肯定需要请得起律师。正如摩根所说：

在当下，创建一家公司、让每个人都担任董事——这样大家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然后通过公司的名义获得一切，这要比多人婚姻容易得多。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结果，这种做法应该是常识。

事实上，长期以来，富人一直拥有大量的法律工具，例如信托等，可以用来保护家人的利益，以及避税。这些工具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各不相同，而且会随着法律的变化而变化。唯一（近乎）不变的是，只要富人仍然有影响力，就会有各种工具和漏洞来帮助确保他们保持富裕，而如果你也是富人，就能妥善地利用这些工具和漏洞。

然而，公允地说，现在那些为了支撑伴侣关系（大多数是已婚伴侣，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未婚伴侣）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体系，都默认所有问题都出现在单偶制的关系里。要在 CNM 的世界里也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细，既很耗时，又很复杂。

仅举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寿保险受益人的默认条款、保险的赔付、财产所有权、养老金待遇、失业和疾病的国家（和保险）待遇、遗产继承、已婚人士的免税额、子女待遇、医疗保险、丧失工作能力时的委托书。

正如美国多边关系活动家和博主桑迪（Sandy）所指出的， CNM 关系的多样性及其不稳定性，使得立法成为一项挑战，并可能会为钻法律空子的不良分子提供机会。

好的法律回应现实，而不是先于现实。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以后，当 POLY 家庭变得司空见惯，当人们对其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那么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一定会有机地发展起一套与之适应的法律体系。至少，我们的法律制度就是这样，在公民社会得以独自生长、不受宗教或意识形态强迫时，逐步发展起来的。

成立公司可能会让你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一目的——它确实有某些优势，当然这些优势也因各地法律的差异而不同。但它无法复制几个世纪以来已婚人士所积累下来的全部待遇，包括婚姻法提供给他们的，在没有遗嘱、协议和其他需要律师的深思熟虑的法律安排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享受的，默认可以享受的保护措施。

虽然在欧洲和北美的部分地区，未婚者和酷儿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在其他社会，法律是明确地为那种“一对夫妻 + 2.4 个孩子”的普遍情况而设计，或者实际上说，是这样的社会设计了这样的法律。正如拉蒂（Rati）所发现的，这可能会对合意非单偶制的关系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想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生孩子，你就必须结婚，否则你就会被归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那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单身母亲的孩子得不到大多数已婚夫妇的孩子所能得到的福利。因此，当我们是三口之家时，（我和其中一个伴侣）就是想为了这个目的而结婚，这样当我们有了孩子后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这给第三个伴侣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感。尽管我们说过这不会改变什么，或者这只是法律上的考虑，但 （它仍然会）影响着第三人该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地位。

除非能出现什么有力的游说活动，去提倡合意非单偶制人群的权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回顾一下 70 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吧。当时各种杂志，各种人出来发言、还有巨大的团结意识，这些都在推动着变革的要求。即便如此，也历时数十年才产生改变，而且现在仍在变革的过程中。女性、残障群体、少数文化的群体和 LGBTQIA 人群……在法律面前、在社会中，与其他人享有完全的平等了吗？当然没有！不平等和歧视仍然普遍存在。

除了建立组织、开展游说活动之外，我感觉继续推进的主要办法，还是在于找到自己和他人都愿意接受的目标。例如，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婚姻以外也有很多重要的关系，但这些关系普遍受到的重视不足、立法不够、保护不力。

如果你是一个抚养孙辈的祖父母，你会发现如果关系疏远的子女要回来带走孙辈，那你就失去了抚养或者探视权。或者如果你希望把重要的权力和责任授予好朋友而非配偶，你的愿望也会落空。如果生病了，医院可能会只听家庭成员的。如果有一项计划，去保护那些位于登记婚姻和民事伴侣关系之外的重要关系，将在各种情况下使许多人受益，其中不乏那些合意非单偶制的人。

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同一种斗争。它们都是为了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认可我们为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而做出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能好好做自己，只要“做自己”不会对他人造成真正的伤害（仅仅因为存在而冒犯到了他人，并不构成“伤害”）。你做自己想做的那种奇葩的权利，也支撑着我同样的权利。如果我眼睁睁看着你的权利被剥夺，那我的怎么办？

一些人在回应“黑人生命很重要”运动时宣称“所有生命都很重要”，甚至“白人生命很重要”，他们当然是对的，但却故意而且往往是恶意地忽略了这个运动真正想说的事情。为资金不足的癌症病区筹款，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就不重要。那些人真的荒谬。在美国，当白人因为犯了“外出跑步罪⁵”（jogging while white）而经常被枪杀时，当白人父母的孩子在加拿大边境被扣押并关在笼子里⁶时，那确实应该强调白人的生命很重要。聚光灯需要照亮的，是黑暗还没有驱散的地方。

然而，只有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人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只有一件事会剥夺掉我们的人性，那就是“允许某些人不如其他人宝贵”。这种想法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的道德武器，如果允许这种武器存在，我们就永远无法确保它不会在某一天转向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很重要。

因此，在 CNM 的权利得到明确承认之前，这个尚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应该考虑如何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建立一个保护所有人的包容性人权框架。你的多伴侣关系网、你的换偶社群、你的“表面单偶制（monogamish）”关系，都不太可能充分地符合规范，因而难以受到具体法律条文的保护，除了少数非常自由的司法管辖区之外⁷。 其实一句话就够了：作为一名人类，要让你的人类同胞享有与你们同样的权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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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Couples” of Three or More May Obtain Civil Partnerships in Brazil,” Folha de S.Paulo, 26 Jan, 2016 ↩

2. ‘Three-person civil union sparks controversy in Brazil,’ BBC News, 28 Aug 2012. ↩

3. 原注：2020 年 6 月 15 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以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为由解雇他人是非法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有关 CNM 和法律的内容真的很难写，因为这种深刻的转变是在我采访艾米之后、修订本书的第二版草稿时发生的。 ↩

4. 译注：是的，这个文件的官方中文名就是这么长，而且和英文名没有一一对应。 ↩

5. 译注：这里是反讽。这句话直接引用了2020年在美国佐治亚州发生的阿莫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被谋杀案。阿贝里是一名美国黑人，他当时正在慢跑，却被两名白人男子以“怀疑是窃贼”为由追逐并枪杀。作者通过创造一个反向的、荒谬的情景（白人慢跑时被随意枪杀），来讽刺和强调现实中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日常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和暴力威胁，证明聚光灯此刻必须照向黑人社区所面临的“黑暗”。（来自Gemin生成） ↩

6. 译注：这里同样是反讽。 这里指的是美国在 2018 年前后，针对来自中美洲的寻求庇护的人实施的“零容忍”政策，这一政策导致大量移民儿童在美墨边境被与父母分离，并被关押在笼子或临时拘留所中。 同样，作者虚构了一个反向情景（将受害者换成白人儿童，并将地点换成加拿大边境），来凸显和讽刺现实中移民儿童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这强化了作者的中心思想：只有当主流社会群体遭受系统性压迫时，才是宣称“白人的命也是命”的真正时刻。（来自Gemin生成） ↩

7. A Massachusetts City Decides to Recognize POLY amorous Relationships, New York Times, 1 July, 2020 ↩